可以看出，那些开发终止与项目被“砍”，都在释放一个共同信号：跨国药企们似乎正在失去耐心，不再愿意为一款前景不明的新药投入漫长的时间与巨额资源。

近期，《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报告也指出，近十年来，因“非科学原因”而终止的II/III期临床试验数量持续攀升，已取代疗效不足，成为研发中断的首要原因。

数据显示，全球II/III期临床试验的终止数量已从2013年的209项激增至2023年的435项，翻了一番。不仅如此，在终止原因上，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战略与商业原因占比高达36.1%，断层式领先于疗效不足的23.9%和入组困难17.9%。这意味着，近年来的“终止潮”并非源于科学探索的受挫，而是企业为应对市场、资本与内部管线压力所进行的主动战略收缩。

这一趋势在II期临床阶段尤为显著，并在近两年明显加速。比较典型的是辉瑞在镰状细胞疗法和基因疗法上的撤退。

2022年，辉瑞曾以54亿美元高价收购雄心勃勃地布局镰状细胞病赛道，包括一个已上市品种，和一个关键临床阶段产品及下一代疗法产品。然而，情况却迅速急转直下。2024年，因上市后研究显示其安全性风险远超临床获益，甚至发生了多位患者死亡，辉瑞无奈将上市品种从全球市场撤回。同年，本应与该产品形成组合优势的后续管线同时遇挫，或因临床试验招募困难终止，或其III期研究则被FDA部分叫停。

而当传统药物疗法折戟时，来自福泰制药的基因编辑疗法产品于2023年底获批，其潜在的治愈性优势彻底改写了竞争格局。流年不利。辉瑞不仅在镰状细胞疗法领域几乎全军覆没，其还在基因治疗领域的全面收缩。

· 2023年，辉瑞将自身早期基因治疗项目及相关技术以10亿美元打包出售给阿斯利康旗下的罕见病部门；2024年，其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症（DMD）的基因疗法III 期失败后，辉瑞选择直接放弃后续开发；2025年初，治疗B型血友病的AAV基因疗法也被正式撤市。

同样能体现这种“战术性放弃”的，还有跨国药企在“PD-1 plus”赛道的密集调整。该领域在康方生物PD-1/VEGF双抗取得突破后，一度被跨国药企以巨额交易推向全球BD/并购的高潮。

一边是辉瑞12.5亿美元首付款高调引入三生制药的PD-1/VEGF双抗，后又诞生BMS百亿美元合作拜恩泰克，让来自中国的“PD-1 plus”资产享誉全球。

然而，拥挤的赛道迅速进入洗牌期。今年以来，多家巨头主动“砍”项目以优化资源配置。先是在年初，BMS的PD-1组合疗法在黑色素瘤辅助治疗III期临床中未达预期，错失关键市场。紧接着在二、三季度，罗氏也相继终止了PD-1双抗等多个在研项目。这些动作表明，即便是跨国药企也难逃赛道高度内卷的现实，其研发策略已从“广泛押注”转变为“快速跟进、快速验证”。当“卷了又卷，砍了又砍”成为常态，“砍管线”早已不是一道科学命题，而是一道关于时间、资源与耐心的算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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