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按疗效付费”绝非近年才出现的一个新概念，之前，许多跨国药企都进行过不同程度地尝试。

早在2007 年，英国国家卫生和临床技术优化研究所(NICE)就批准了某企业的多发性骨髓瘤药物的风险分担协议。该协议将使在最多四个治疗周期后表现出完全或部分治疗反应的患者继续接受治疗，并由英国国家卫生服务部（NHS）全额报销，任何表现出最小或无反应的人都将被取消药物报销资格，全部药物费用由制药公司方负责报销。

之后，新基推出了来那度胺，也用于多发性骨髓瘤。新基与英国国家卫生服务部协议，英国国家卫生服务部承担治疗前2年的费用，而新基将承担2年后需要治疗的患者的费用，该协议确保英国国家卫生服务部能够有效预测每位患者的最大成本，同时保证不必限制对需要长期治疗的患者的供应。

诺华很快就学到了精髓。2015年，诺华的心衰治疗药物被FDA批准上市。这款药在美国上市之初的定价是每年约4500美元，超过了许多患者的支付能力，导致销售业绩低于预期。2017年，诺华改变了价格策略，提出根据该药物的临床表现定价，未达到预期疗效则增加折扣，超过预期疗效则降低折扣。有了大数据等技术的加持，新支付方案成功落地，产品的市场表现也随之得到了快速提升。

上述一系列案例的难点都在于如何解决中间的技术问题。跨国药企为了推广新药，有充足动力主动进行试水。中国虽有类似政策，但由于同一时间创新药行业发展滞后，在具体实施上有很大差别：对于进口药，主要通过保险替患者分担风险；此外就是限制医疗机构，目的是为了促进公平和节约医保资金，而非推广创新药。

我国第一张疗效险出现在2017年，是BMS治疗丙型肝炎的药物，保险公司为华泰保险。其中设定一个疗程24周治疗后随访12周，未达疗效，赔付部分药费，保费为9.9元。

医疗机构方面，2017年，浙江省率先开展肝移植手术的价值医保支付方式，将临床有治疗价值的终末期肝病患者作为保障对象，根据临床医疗可行性，科学划定肝移植手术医保保障适用范围，创新性建立医保与医院之间的“对赌”机制。原则上，经手术后患者存活时间越长，医院获得医保补偿就越多。

比如，如果患者活不到3年约定期限，医保对医院不足额补偿；相反，如果患者活过3年约定期限，医保就给医院超额补偿。超额补偿的医保费用，就是从前者不足额补偿中抵扣的相应费用。

此外，大多数按疗效付费的探索多出现在中医特殊病种上，截至目前，上海、浙江等多地都在探索，为的是解决中西医之间“同病同效不同价”的分配不公。以骨折治疗为例。中医大多采用手法复位、夹板固定，而西医则更多采取手术治疗，会产生更多检查、化验、药品耗材等费用，导致两者获取的酬劳大不相同。而推动“中医按疗效价值付费”机制，既能为医保节省支出，也能鼓励医院通过开展中医服务。

同一类政策，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和应用场景，究其根本，还是彼时中国创新药发展落后的反映。但如今，随着中国创新药研发渐渐跻身国际一线水平，支付机制上自然也要开始对标国际。这不光只是为了应付国内的内卷，更是为了在全球“攻城掠地”做准备。

在复星凯特之前，针对CAR-T的疗效险于2021年推出，“京惠保”、“苏惠保”、太保旗下的“特药保”等保险产品都已将CAR-T药纳入了赔付。各家保险公司具体条款不同，有的商保产品为升级了权益包的会员提供疾病进展保障，并赋能家属申请12期零利息、零手续的分期购药服务；有的药企尝试其他方式，通过与创新支付平台合作，向患者提供分期付款方式或抵押贷款。

相比依赖保险公司赋能，复星凯特此举大部分是由企业所推动，各种角度来看，都走出了关键的一步。所有人都在等待这场试点的最终效果，但这起码是一个好的起点。

高价新药支付破局有望？（三）

谭勇品读医药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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