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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乌维·维特施托克的新书《文学之冬》，一本描述1933年nacui时代德国艺术家们的生死离别。

1933年德国那个时刻的历史，一直是世界史里充满了灾难般的神秘色彩，《文学之冬》的作者通过日记式的记录方式，从1月28日到3月13日记录了33位德国文学家的悲剧人生，因为是日志式的群像模式，也将我们从天使视角带回到了那个时期那个地点的德国。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的老师们寄给我这本书有段日子了，终于抽出了集中时间去读完了这本书。为什么需要集中时间，因为这样的史诗感的纪传体内容，我们感悟、领悟其中时代感的痕迹是无法在零碎时间里去得到太多的。于是在端午最后一天，我关掉手机来到了书店，终于完成了这本书的阅读。

在写这次的读后感时，我去听了、看了挺多网上前辈关于这本书的讲解，不禁感慨大家都是极具文学成就的大家，我也生怕班门弄斧。于是今天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去和大家聊聊这本书，无关乎文学性与历史背景，而是这段背景背后我们之所以为人应该要以史为鉴的道理。

书籍的章节从那个历史上的魔鬼夺取位置的前夕展开，便被命名为最后的舞会，从那之后的1月30日开始，伴随着那个男人的嚣张，作者的笔触以日为单位的严重起来，很难想象每一天德国文坛会发生那么多极端的故事，地狱当道、临门之斧、作家卫队、未来几周活下去、独裁降临、别开门、只剩告别、最后的日子，日子发生到3月15日只剩下了地狱景象。

那些日子里，德国文坛的作家们心态每天也发生着变化。

1928年，雷马克写出了那本传奇的《西线无战事》，讲述了一名一线战士1914年被迫断学最后死于战场的故事，1930年它的美国版电影在德国上映，五天后便被禁止放映，之后便被大幅度删减，最后之舞第二天早饭后，雷马克便驱车去了瑞士边境，二十年后才再回到国内。

1933年1月30日，一封从巴黎寄给斯蒂芬·茨威格的心中写道：放弃一切希望，明确、镇定、坚决、本就应该如此，我们的文学和物质的存在已经被毁，一切都在导向新的战争。这一天那个人当上了总理，这封信后没多久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

那一天德国法国大使馆的门口响起了一首古老的军歌：我们要胜利地打败法国。

1月31日，那个臭名昭著的33冲锋队找到了画家、设计师乔志·格罗兹，因为认为他用画攻击那个男人、嘲讽他们对战争的热情、嘲笑他们、把他们表现为字符的傀儡、酒鬼、麻木的暴徒、嫖客和流氓。

虽然跨国历史的场合这些描述如此的客观，那个时候便是临门一斧的震慑。

2月4日，所有作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那个男人的密友约斯特被任命为国家剧院的负责人，他认为个人什么都不是，民族共同体就是一切，德国这样的优秀民族必须义无反顾的排他和维持纯洁性。文化界从这一天开始洗牌了。这一天总统同意了《保护德意志人民紧急条例》，从此集会和出版自由由内政部裁决。

说到这，我最近有个很深刻的体会，最近我遇到了一些很可悲的小角色，他们一直在试图用集体里的占位赋予的本不属于他们的权力来彰显自己的嚣张和了不起，即便他们自己心里也知道自己的下场，但是这时的全力是他们此生享受的华美的乐章。

2月5日，到处开始穿起整齐的衣服，高举统一的右臂，我想起了那部《死亡诗社》，年轻的作家拖勒逃脱父母的挣脱去找比自己大20岁的作家男友，却在电话里听到了“你是谁，你在哪”的质问，这一天以后作家们该跑到哪里。

2月12日，作家弗兰克号召国内最厉害的作家抗议那个男人当总理，最后包括亨利希曼的16个人签了名。

2月13日，年轻的赫尔佐格回德国发表了演讲，却发现台下坐着两个记录他说话的黑衣人，他感觉自己看到的不是黑色，是褐色。

2月17日，很多作家离开了，奥西茨基说：就让他们来抓我吧，我考虑很久了，我要留下。这时候还有一批作家希望和国家在一起。

2月19日，26岁的克劳斯曼从父母家醒来，有种想死的感觉，父母和都去了国外，他感觉到他的作家生涯结束了。

2月24日，有人在准备那个男人的生日，有一句话成为了那个时代那个国家的名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想拉开布朗宁手枪的保险栓。

2月28日，独裁降临，那个男人提交了《国会纵火法令》，联邦制被废除。

3月4日，作家特吉特女士的家门被敲响了警察局和他的丈夫说你的妻子被逮捕了。别开门成了那个时代作家的共同语言。

3月15日，300名防暴警察冲进了维尔莫斯多夫的住宅集中区，这是德国作家协会为条件不好的作家们建造的公寓楼。后来这些人在集中营里变成了遍体流脓的傀儡。

后来，这本书里的33个作家相继经历了不同的惨况，像托马斯曼这样的文学巨匠也经历了漂泊在外的日子，德国的文学界失去了所有的灵魂，这些散落在世界的灵魂带着褐色的瞳孔一个个告别了人生。

EP26 | 《文学之冬》维特施托克：那是德国文学界的末日，也是世界文明崩坏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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