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德国老司机驾校”系列性侵案件在中文舆论圈获得巨大关注。这可能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大范围、持续地报道发生在国外的性侵案件。对很多中国媒体人来说这是一次陌生的经验：找人在德国法院旁听庭审、发邮件给德国各地方法院，拿到德语的案件判决书和法律材料，再根据信息写报道。

基于德国法律体系司法公开的原则，媒体人（即使是中国的）也能拿到所有信息（真的是所有），包括：充满细节和创伤的犯罪过程、罪犯和受害者的双方关系，证据链条，完整的时间线......问题出现了——法院愿意公开的信息，媒体就能原样公开吗？

报道案件的大多是年轻的女记者们，女记者们也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问题：判决书已经隐去了受害者的姓名，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写受害者的故事吗？为了证明犯罪的预谋性披露下药方式，药物名称，会不会反过来成为一份可以被模仿的“操作指南”？男性施害者的信息要不要公开？如果不公开，曾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遭到侵害的女性，可能永远无法意识到自己也是受害者；如果公开了，会不会违反无罪推定的原则？施害者的成长经历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