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戈夫曼的《收容所》剖析了精神病院等 “全控机构” 如何通过剥夺个人物品、统一作息与身份编号,系统性地消解个体自我。尽管结构具有强制性,个体始终保有 “次级调试” 的能动性,在权力缝隙中通过互动重构自我。这种权力运作逻辑已延伸至现代学校、大厂等系统,表现为无处不在的监控与规训。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社会倾向于通过标签化 “他者” 来转移对深层矛盾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刘海龙教授指出,理解全控机构不仅是回顾历史,更是为了在被规训的现代生活中,寻找个体生存的弹性空间与主体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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