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摇滚乐并不是以批判为主的一种音乐形式。我有很多的音乐就是讲爱情，比如《北京故事》《花房姑娘》《金色早晨》，包括《一块红布》，这些完全是一种男女之情给你带来的想象，没有什么太多反叛的东西。我只是在很多专写情歌的人面前是有反叛精神的，但要是真跟那些反叛的人比的话，我有很多歌是情歌。

我看到雷洋那个事件，有很多人都团结起来想怎么着怎么着，他们可能也期待着我们写一首歌，可是我们也没写。真的没有社会上发生一件事我们要去写首歌，说实话我们也没有本能的这种冲动。为什么别人一关注了，我们就要去写一首歌？

反过来一比就发现有些人比我们更有批判意识，而且我们自己写的一些我们认为有批判性的歌，跟他们一比的话就有点拐弯抹角，或者说有点已经经过自我审查了，已经打了一些折扣了。

可能也会有人因为这个批评我们，但是我们也会时不常地拿出来一首两首。比如说像《盒子》这首歌，在出版的时候就必须得把歌词拿下来，后来被很多人听完放在网上，大家才知道这首歌。

逐渐逐渐这首歌已经变得过了，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了。因为好像大家接受批评的这种心理肌肉已经锻炼起来了，而且也会觉得“打是疼骂是爱”，觉得一个艺术家对自己的国土有一份情感，所以他们才会去批评一些东西。所谓的官方的政审的人也逐渐接受了这一点。甚至有人说你要是不骂还搞什么摇滚啊？你要是成天歌功颂德的话我们要你干吗，你不是跟总政文工团一样了吗？他们逐渐开始接受了这个现实，而且必须要更大地接受。

我觉得中国现在也需要艺术家站出来，要不断地冲击，冲一下他的肌肉承受力的极限。这块杠铃已经举起来，好吧，再给你加一个。让他们更多地去承受，一直达到他们的理性彻底强大。不光是心理肌肉，甚至是控制肌肉的完善。

实际上一个落后的体制，坍塌的最主要原因肯定是累死的，并不是所谓的瓦解，当然瓦解也是累死的。政治也是一门物理——你怎么样地去利用反的力量来保护国家体制的完善。

什么叫强大，就是你有非常强大的控制平衡的能力。平衡和中庸正好是两回事，中庸是放弃所有的极端，平衡是利用所有的极端来造成平衡。就像一个三脚架一样，最受力的地方肯定是支得最宽的地方，那样才能支得高。最极端的支撑点的分散，才能造成你的承重力和至高点不断地加重和生产。如果你把腿都放在一起，以为有三条腿，实际上只是一条腿的功能。

一个伟大的人肯定首先是一个反思者。所有的人都得让自己的问题最小化，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这个让自己的问题最小化的过程，必须是通过反思来完成的。这样你才能够理解别人的反思，你才能给别人反思的机会。自己没有反思的机会，不给自己民族的调整能力，自然就会被别人征服。

自己站出来说本民族的缺点，是这个民族最有颜面的事情，这是在自我调整、自我完善。当别的民族再给你指出问题这就叫欺负你，这叫文化输入、文化侵略。但为什么不给自己的艺术家这样的权利？

我觉得所谓的言论自由不是体现在政治攻击上，所谓的言论自由是在于自由畅想。什么叫自由？躺在海边上睡觉的人那不是自由的权利。自由是给干事的人，是一点一滴的工作、争取每一件事都要做成的那些人，自由对他们来说才是有价值的。成天躺在那儿说大话、骂街，那种人拥有自由权利的意义是什么呢？阳光照着我是浪费，雨水早就是白给。自由的气息照着这些人身上有什么用呢？给这些不做事的人一些自由的权利有什么意义？就应该把自由的权利分给那些做事的人，让他们产生社会价值。

【枝桠】216 崔健：自由照在不做事的人身上有什么用呢？

一席

【枝桠】216 崔健：自由照在不做事的人身上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