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大师青原行思说，自己尚未悟道的时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有所领悟之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修行到安稳自在的境界，终于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这段十分著名的论述，揭示了认知逐渐深入的过程——我们首先透过感官看到物质世界的山水；然后超越感官，发现了山水中的观念；最后探索出两相调和，返璞归真的路径。从此“山水”在我们的日常语言里，成为一种比喻，代表着世界和自我，看懂山水也就看懂了世间万物。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山水”有着特殊的情结。直到今天，“看山水”仍然是一种潮流。越来越多的人登山徒步，探索现实世界的崇山峻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美术馆、博物馆，被《千里江山图》、《溪山行旅图》这些艺术中的山水所吸引。

但我们不禁要问，当我们看向山水的时候，是否看到了青原行思、范宽、宋徽宗、苏东坡、黄公望这些古人所见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现实与艺术、感官与心象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距离？事实上这个微妙的距离，恰恰是东方山水审美的独特之处，也是理解整个东方美学的钥匙。

本期节目由LOHKAH七尚酒店集团赞助播出。七尚东方的自然智慧，致力于为旅者打造身心自在的灵感场域，致力于在当代语境下为大家阐释古老而深邃的山水哲学。那这份玄妙的山水之美究竟为何呢？我们邀请中央美术学院的黄小峰老师，为我们解读东方的山水意识，同时以审美为钥匙，为我们打通这条“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的道路。

内容包括

02:34 何为山水？自然物质和人类想象共同构筑

10:48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障目的不是叶子，是认知的极限

13:19 山水神话：仙山、洞天和永生渴望

18:23 风水堪舆：在经验和超验之间，解读天地秩序

24:57 九州与九鼎：大禹治水的真相和最初王国的诞生

33:12 隐士的经济生活：王维与陶渊明的两种归隐

42:48 山中日月长vs时间碎片化：现代人的感知断裂

49:10 念念远山：那些把生命交付给山川的人

56:49 水沫流云、自然之声：山水里的ASMR

62:45 冥想：叙事性自我的幻觉和当下的真实体验

72:02 坐看云起时：山水背后的文人趣味与本源性探索

81:12 溪山行旅是开悟之旅：画中行脚僧对话画外观看者

96:29 文人、道士和牢狱之灾：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的一生

109:27 中国山水意识在东亚文化圈的审美流动

113:17 山水与复兴：重构山水就是重建文明

- 制作团队 –

美术设计子鹤

后期制作孙称

LOHKAH七尚酒店集团：在山水哲学中重建栖居之道

LOHKAH七尚诞生于东方故壤的风土，根植于东方独有的山水意识。山水在这里，不仅是一种自然景观或审美风格，更是一种关于存在、平衡与自我觉知的哲学。七尚酒店以此为精神核心，致力于为旅者构筑一个身心安顿的灵感场域。通过空间、光影、气息与声音的协调，酒店实现了“造化自然”与“因心造境”的共鸣，让建筑成为自然的延伸，让旅程化为一场心灵的回归。

作为全球奢华酒店联盟——立鼎世集团的成员，七尚酒店隶属于七尚集团，拥有两个品牌七尚和七栩，共四家酒店，分别坐落于厦门与泉州。这两座城市承载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底蕴，汇聚了海洋文化与闽地文脉的交融精神。七尚以当代设计语言重释“山水之居”，让东方山水哲思在现代生活中重新生长——不止于视觉的审美，更深入精神的感知与共鸣。在此，旅者既能感受时间的流动与气息的安稳，也能在自然与心灵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与归处。

图为：LOHKAH七尚酒店集团

洞天福地
“洞”者，通也。所谓“洞天”，指地上的仙山，即神仙居住的名山胜地。洞天理论创自东晋，发展于南北朝，经过唐宋间道士的不断演绎，最终在唐宋时期形成了极为完备的“洞天福地”体系。

据宋代萧道冉《修真太极混元图》记载：“若人奉行大道，炼精为丹，自可长生。炼气成神，自可弃壳升仙。……自三岛而入洞天。洞天在虚无之间，是天仙所居之位也。”这段文字揭示了“三岛”与“洞天”“仙居”之间的内在联系——修炼者通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从人间到三岛，再入洞天，完成由凡入仙的过程。

在这一思想影响下，道教对现实与想象中的山川进行了系统化的整理与分级，形成了“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的格局。终南山、茅山、龙虎山、罗浮山、武当山、青城山等名山相继被纳入其中，成为神话与信仰的载体。道士们认为，这些山川蕴藏着与天界相通的秘境，或聚天地灵气，或通往虚无之境。修行者进入此类空间，使自身的身体与气息与山水同构，从而得以感应天地之气，修炼成仙。由此，山水被赋予了通向永恒的象征意义。人们把它当作超越现实、追求不朽的精神投射。

图为：《虚无洞天图》、《海中三岛十洲之图》等道教资料所描绘的蓬莱三岛十洲如何藉由“洞”连接到尘世；唐韩休墓北壁壁画山水图表现洞天题材；仿马远《洞天论道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风水堪舆

“风水堪舆”是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它既是一种关于天地气脉与人居环境的经验系统，也是一种具有哲学深度的宇宙观。去除神秘化的外衣，风水堪舆可以被理解为帮助人在天地之间找到身心安顿之所的学问。

“堪”为勘察；“舆”为承载，合为“堪舆”，意指通过观察地势、山川、气象，以确定宜居宜生的方位与格局。古人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气”的生命系统，山川起伏、风行水动，都是气的流动轨迹。如果能顺应天地之气，寻找居所，人与自然就能和谐共生。

风水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天人合一”，在自然与人造空间之间实现气脉贯通、情理相应、虚实平衡。自宋代以来，风水与美学、建筑、园林艺术深度融合。古人提出“造园如作画”，园林设计遵循“虚实”、“开合”、“动静”、“藏露”等山水之理。文人园林通过窗景、曲水、小桥、假山等形式，营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境界。风水由此也成为中国空间美学的重要原则。

七尚酒店集团所提出的“山水哲学”正是依据这一原理，通过空间的气息、流动与光影，强调气脉贯通与感官平衡，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让人能在“造化自然”与“因心造境”之间获得心灵安处。这种设计延续了堪舆之学的核心追求——让居住成为一种与天地共呼吸的存在体验。

图为：明孝陵；清人绘制的《明十三陵图》：以俯瞰视角，从石碑坊入口，经过数道门后进入陵园，主道两边有石狮、石马等守护，里面道路四通八达，到达皇族墓前。明十三陵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天寿山麓，从成祖文皇帝朱棣至思宗朱由检共有十三名明皇帝陵墓。

九州与九鼎

《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时，通过顺应山势，引导江河流向，“导山导水”奠定了世界的地理格局，划分天下为九个地理区域，也就是“九州”。据传，大禹又命各州进贡金属，熔炼铸成九口大鼎，置于都城，以象征天下山川之德。鼎上镌刻的山川图像，既是地理图，也是天地秩序的象征。

从此“九州”和“九鼎”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和地理观念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对符号。它们不仅代表了国家的空间秩序，也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以地形建制、以山川标志政权的世界观。

古史学家徐旭生认为，上古时期的治水往往局限于在部落前修堤坝的防御性工程。但是大禹的治水则具有改造地貌、统筹区域资源的特征，其规模远超单一部落的能力。这种跨区域协同的水利行动，意味着一个能够统御广袤地域、调动多部族共同协作的政治主体已经出现——这正是王国政治的雏形。

图为：禹贡九州山川图。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通过导山导水梳理黄河、长江流域主要山脉与河流，并将地理面貌关联到周人的"五服"制度和以王畿为中心的政治模型。

自然王国

费孝通认为，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将孔孟老庄的努力相混合，形成一种理想政治的形态，并以此投射在山水之中，构建了一个精神层面的理想世界，他把这个世界称为“自然王国”。这里的“自然王国”是相对于西方哲学中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而言的，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文明取向。

在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体系中，人类的世界分为两个领域：必然王国（Kingdom of Necessity）指人类必须服从自然与社会规律的世界，如生理需求、物理法则、政治秩序“必然”约束着你；自由王国（Kingdom of Freedom）则意味着，当人类理解并掌控这些规律，就能从被动服从中解放出来，凭理性与技术“征服自然”，成为主人，获得“自由”。

但费孝通认为，中国文化的路径并不以征服为目标，而试图在理想政治、道德秩序与自然哲学之间找到平衡。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如果身心与天地自然同频，天人合一，同样也能自由，他称这是中国士人强大的独立的精神系统，叫做自然王国。正因为如此，自古文人把山水世界视为心灵的栖居地，通过诗歌、园林、绘画与隐居生活，在自然中寻求心之安处。

上图为：《雪江卖鱼图》（南宋·李东·故宫博物院藏）。 “雪江卖鱼”是宋代雪景山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个有趣的主题：文士过着远离俗世名利和欲望的隐居生活，但再怎么纯粹的隐士也要吃饭。他们究竟该吃什么？“雪江卖鱼”似乎暗示，他们喜欢吃鱼。《诗经》中的“衡门”说：“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吃鱼不必一定吃最好的鲂鱼和鲤鱼，娶妻不必一定要名门的美女。朱熹将之解释为“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

下图为：唐代金银平文琴。古琴是中国古代文人独有的符号。琴的正面饰三位戴冠雅士，跣足而坐，左方雅士弹古琴，居中雅士弹阮，右方雅士畅饮。琴背铭文：“琴之在音，汤涤邪心。”琴侧，镶嵌鸾凤麒麟，云鸟花蝶，奔腾于山海之间。

两种隐居

面对生活的不如意，寄情山水，是许多中国文人的共识。有人以山水寄志，有人则更进一步，到山中隐居。其中最为著名的陶渊明和王维代表了两种隐居模式。

陶渊明选择彻底的隐居。所谓“误落尘网中”，他决心与世俗切割。辞官归田后，陶渊明以种地为生，亲自劳作，靠土地维系生活。他的山水世界不是浪漫化的田园想象，而是现实的日常，是一种与自然共生的经济与精神双重实践。在这样的生活中，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田园诗”——不是对山水的观赏，而是一种身在其中的体悟。

王维则是另一种隐居的代表。身为朝廷的高级官员，他在仕途与个人世界之间不断寻求平衡。在辋川别业中，他写诗、作画、听泉、观云，把山水当作心灵的疗愈空间。通过与天地的对话，得到修养和安宁。对王维来说，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可以达成一种平衡，往来之间寻找心之安处。

在陶渊明和王维之间，还有第三种折中立场，就是白居易的“中隐”理论。白居易说，大隐住在繁华的朝廷和街市，小隐遁入偏僻的山林和田园。但是山林太过冷寂，朝市太过喧嚣。不如做个中隐者，做个闲散的文官。无需劳心费力，又能免受饥寒。没有繁杂公务，每月还有固定俸钱。人生在世，难以两全其美。贫贱者饱受饥寒之苦，显贵者多有忧患缠身。唯有这中隐之士，能置身吉祥安稳之中。白居易的中隐观得到了包括苏东坡在内的历代文人高度认同。

图为：《归去来辞图》局部（传南宋李唐·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根据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诗意绘制。从诗人弃官归里、以驴代步开始，与家人团聚、云无心以出岫、抚孤松而盘桓。临清流而赋诗，描绘了诗人轻松惬意的归隐生活；《辋川图》局部（清·王原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自然的深时

英国学者麦克法伦在《念念远山》一书中写道：… 两万年前，更新世后期，马鹿穿越的长着石南的花岗岩，还淹没在几百万立方升冰体之下。六千万年前，苏格兰从格陵兰和美洲大陆板块猛烈分离之时，玄武岩熔浆在这片土地上奔腾肆虐。一亿七千万年前，苏格兰还漂浮在北半球热带地区，我现在站立的地方还覆盖着干旱赤红的沙漠。而四亿年前，一片喜马拉雅规模的山脉矗立在苏格兰，而今只剩下若干饱经侵蚀的残段 … 地质学明确挑战了我们对时间的理解，让“此时此地”的感觉不再那么笃定。作家约翰·麦克菲将那种时间不再以日、小时、分秒单位，而以百万年甚或千万年计的感觉，令人难忘地称为“深时”，这般富于想象力的体验把人类社会的瞬息压碎，碾成薄饼。思考着深时的广阔，你的当下就会全面崩溃，过去和未来以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把当下压缩成虚无，剧烈又骇人。而且这不仅是一种思维上的震惊，还是身体上的，因为一旦承认坚硬的山石在岁月销蚀下尚且不堪一击，就必然会想到人类身体的转瞬即逝是多么可怕 …

这种“深时”的震撼，中国的古人也有所体悟，并由此品味出人生的无常。早在西晋，张华在《女史箴》中写道：“崇犹尘积，替若骇机”，意为世人追逐的名与利，看似巍峨如山，实则不过尘土堆积，失去它们的速度，就像弩机发箭一样快。

图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局部，表现“崇犹尘积，替若骇机”的诗意。

冥想与觉知

冥想的起源，几乎与人类本身一样古老。不同时代，会对这种神奇现象有不同的解释：例如古印度人认为，冥想可以让个体和宇宙意识连结，从而超越个体，通向解脱；中国的道教通过冥想让身体和精神去接近道的节律，让生命回到自然，同样是消解自我的边界；现代神经科学认为，冥想能够显著降低大脑里让我们胡思乱想、焦虑、后悔、担忧的模块活动。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重置人的认知。

认知科学把“自我”视为大脑对身体、记忆、社会关系与目标的整合模型。在冥想的过程中，人的叙事性自我——也就是“我是谁”的故事——影响力下降；体验性自我——我当下的实际感知——权重上升。

所以很大程度，冥想可以把你从“自我”的妄念当中、从情绪、欲望的劫持下面解放出来，让你跳出“我”的幻觉去旁观“我愤怒”、 “我渴望”、“我痴迷“这些状态，当你意识到这些情绪都只是心识仓库里的印记被激活的自动反应，你就能松动“非如此不可”的执念。

图为：《松阴玩月图》（南宋·马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达摩六祖图》局部（明·戴进·辽宁省博物馆藏）

坐看云起时

南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宋理宗在一柄团扇上亲笔题写王维的名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并题“赐仲珪”，作为赠礼。深受皇室喜爱的宫廷画家马麟，为御书配上一幅精致的山水画，使诗与画在扇子的两面相互呼应，形成一件蕴含深意的宫廷艺术品。

把王维诗意转成画意的关键难题在于，这两句诗的对仗极为严密：行与坐、到与看、水与云、穷与起、处与时，几乎句句成双。马麟的处理极为巧妙——他把诗句的对偶转化为画面左右两侧的结构关系。一边是近岸浅滩，一边是远山云气，墨色一重一淡，景物一实一虚，恰好对应诗句里的“水”与“云”。画面主要呈现的是“坐看云起时”：一位文士斜倚岸边，目光投向被大片云雾包裹的远山。但“行到水穷处”并未被忽略，它被巧妙地隐藏在画面底部。画面上部的水面宽阔，与云雾连成一体；越往下，水色越浅，最底部，两块小石头被浓淡不同的墨色描绘出浸水的层次，暗示这里就是河流的尽头——“水穷处”。文士旁边放着一根极简的行旅手杖，这是“行至此处”的证据。

云气在道教中具有重要意义，被视作天地间吉祥与升腾之象，“望云”本身就带有寄托玄思、祈求祥瑞的含义。因此，画中人凝望云气，不只是闲适的观云取静，更隐含着一种通往超越世界的精神想象。

整体来看，这柄团扇既承接了北宋以来诗画互证的传统，又体现了南宋宫廷高度文人化的审美趣味——比起北宋尤其是徽宗时期那种富丽、瑰丽、技巧性的院体风格，南宋更强调克制、留白、诗意与意境。这种审美转向，正是后来中国山水画高度风格化与内向化发展的土壤。

图为：《坐看云起图》（南宋·马麟·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溪山行旅图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中国古代绘画中最具标志性的作品之一，标志着中国山水画史上“纪念碑式”山水（大山堂堂模式）的完全成熟。图中的山、树、建筑、人物4种视觉因素，形态从大到小，观看距离由远及近，形成了看画面的顺序。在恢宏的山水之中，人类的存在微乎其微，却有独特的意义。

画面显眼的位置是纲运驴队，它们沿着宽阔的官道从高处向低处前行，象征着官府、世俗秩序与利益流动。但真正揭示此画精神核心的，却是几乎难以被发现的行脚禅师。他位于大石之后，身体部分仍被树丛遮挡，刚刚转出山岗，似露非露。画中僧人所走的是险峻、断续、几乎无迹可循的山路，并必须跨越一条极为危险的小栈桥，前往半隐在山腰的佛寺。僧人与驴队，一升一降、一隐一显、一险一易，形成对比，呈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

这种藏与露的处理不仅是空间设计，更含有时间逻辑──只有处在特定的观看角度，观者才会在同一瞬间看到行脚僧与佛寺，产生一种“忽然显现”的经验。这种瞬时性与五代、北宋以来流行的南宗禅“顿悟”观念契合：僧人历经艰辛、转角乍见佛寺；观看者反复凝视之后，终于找到隐没在巨山中的僧人。观看本身即是一场“发现之旅”，如同修行者悟道一般，带来突然而深刻的领悟。

在中国古代，行脚僧也被称为“云水僧”，云无常住，水无常形，“云水”是佛教“无住”的象征。这一意义上，《溪山行旅图》也是山水画从“模山范水”走向“心目中山水”的关键节点。

图为：《溪山行旅图》（北宋·范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局部的商旅队伍和行脚僧。

山水与身心同构

北宋是道教内丹门派发展的特殊时期。内丹的一个特点是将人体内部类比于山水图。既然山水画可以作为自然整体的标准化考，那么人体内的“微型山水图”堪比宇宙天体的内在微观呈现。

此前，大量的唐宋文学作品已经开始描绘内在的山水图景。例如，老子的身体转化成宇宙的神圣景观：“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头为昆山，发为星宿……肠为蛇，腹为海，指为五岳……乃至两肾，合为真要父母。”（《广弘明集》）

到宋代兴盛的大幅山水画，同样运用了拟人化隐喻。宫廷画家郭熙的山水画创作专著《林泉高致》将理想的山水画看作一个运作的有机宇宙体。其中提到“石者，天地之骨”、“水者，天地之血”。此类反映天人合一的山水观，以人之身体以喻万物。

“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树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树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此山水之布置也。”水被看作血脉，而石是骨，山为面，草木比毛发，亭榭作眉目，构成了一种人体与山水之间的类比方式。这种思维，也就是道教运用身体及山水来阐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就被运用到十至十三世纪的内丹术。

很多内丹图诀的插图，多以山水元素来比喻身体里的小宇宙，比如南宋《体象阴阳升降图》，直接将身体描绘为一山形。《体象阴阳升降图》后的经文明确告诉读者，将山看作自身：“此身为天地炉灶，中宫为鼎，身外乃太虚。”从这个角度看，山的形象也是协助信徒开启一场内在灵性之旅的想象的地图。整幅山水图像本身即代表了人体，其预想的山并非一座孤立的主山，而是由层叠向上的微型众山构成的图像。在人体中能够想见无限众山的观念正表现出了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无数的身神正如互相连叠的万千重山一样。这种观念暗示了一个向内的世界，人们会集中于“无限深远的内在性”，从而构建出不断变化的“超越性时间”。人们这样看待山岳，也就会激发出“以石观己”的思维模式。透过石头看自己，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道教学者一般认为，这些内丹图像里的许多构成元素，都可溯自北宋。这种山水图也形似北宋的大幅山水画，比如范宽《溪山行旅图》。

图为：《体象阴阳升降图》；《道家修真图》（元·东京艺术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富春山居图

作为是中国山水画史上最负盛名的作品，《富春山居图》是很多人心中排名第一的中国绘画。然而乍看之下，它并非雄奇壮丽的山水，而是克制、平淡、甚至有一些寡淡：山势起伏不大，笔墨也疏淡，缺乏强烈的视觉震撼。

然而这种若无其事的平淡中，蕴藏了宋元以来文人画的核心审美：笔墨和心灵。画的魅力不在景观本身，而在于文人内心的投射，山水不再是大自然的客体，而是一种与“我”密切相连的精神空间。

从形式上看，《富春山居图》延续了宋代全景式山水的横卷结构，但内涵有所不同。画中零星出现几名文人、几条渔舟与一个草亭，却不再像北宋山水中的行旅形象，没有明显的社会性的指涉。这些人物并非“在路上”，而是处于生活、凝望、闲居之中。他们彼此呼应，都可以看作是黄公望的分身：“我”既是打鱼的渔人，也是临栏观野鸭的闲适之人，是生活在山水中的隐士。人物不为叙事服务，而作为心境的象征。因此，《富春山居图》呈现出高度的风格化。

关于这件作品的解释，有两个主要方向。其一是从文人山水的角度出发：黄公望以千锤百炼的书法笔墨，摹写平淡天真的自然；其二则来自他个人的宗教背景，作为全真道的高道，道教内丹图常以山体比喻人体、以山川象征五脏六腑的运行。部分学者指出，黄公望的其他山水结构中出现高山平顶的“平台式山峰”等不合自然地貌的造型，与道教仙山图像有潜在关联。

此外，这件作品与黄公望的生命经历密不可分。生活在元代的动荡时期，他官场失意，因案入狱，晚年定居富春江畔。他既是文人，又是道士；既有儒家济世的抱负，也有道家长生和隐逸的追求；仕途的坎坷与时代的变乱，使他理解功名的虚无，也深知山水的寄托。当卷轴缓缓展开，山势起伏，水脉若断若续，亭台、渔舟、人物如同生命的片段被安置在漫长的山水中——人生的起落、心境的明暗和自然节律相交织，整幅画呈现出一种生命体的呼吸感。

这种“精神性”也是理解《富春山居图》的关键。与徐渭的《墨葡萄》、八大山人的孤峭世界相比，黄公望的情绪并不激烈，而是经过风浪之后的淡泊、澄明。他的笔墨极度克制，力量沉潜于线条的节奏、皴笔的韵律与墨色的呼吸之中。

历经千年的想象、文化与个体生命经验的积累，山水画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精神图式，而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正是这一精神的极致体现：山水是心境；笔墨是生命；画卷是世界，也是自我。

图为：《富春山居图》局部（元·黄公望·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杂花图》局部（明徐渭南京博物院藏）；《水墨葡萄图》（明徐渭故宫博物院藏）

Vol. 82 寻找理想乡：现代人如何在千古迷雾中追索山水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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