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收听雪球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国内领先的集投资交流交易一体的综合财富管理平台，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今天分享的内容叫跨越百年的产能调整经验：从失衡到再平衡的启示，来自投投释道。

近两年，通缩和产能失衡是我们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反内卷、行业自律，出海等等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效果还有待观察。其实中外历史上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而且历史经验也表明，供需再平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系统性干预。否则，产能失衡容易形成自我强化的负反馈循环。例如，物价下跌导致企业利润减少，进而压低劳动成本，削弱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进一步加剧物价下跌。若不加以控制，这种循环可能持续二三十年，如1873-1896年的长期萧条和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下对三个跨越百年的典型案例的相关研究。

19世纪后期美欧的长期萧条

19世纪后期美欧的长期萧条源于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过度投资，尤其是铁路建设。作为新兴行业，铁路在19世纪后期经历了狂热扩张。美国内战后，铁路里程从1868年开始以年均增长近6000英里的速度增加，远超实际需求。

同时，这种扩张主要通过投机性铁路债券融资，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投资。1873年金融危机成为导火索：欧洲投资者抛售美国铁路债券，引发银行破产和纽约证交所休市，最终演变为持续二十多年的通缩。另外，技术进步如钢铁和蒸汽船的普及进一步压低了生产成本，加剧供需失衡。供需差距显著：1870到1898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超300%，但人均消费仅增不到50%，总消费增速仅约80%。这导致物价持续下跌：1873到1896年，美国 C P I 累计下降29.9%，英国和德国分别降17.5%和12.3%。实际 G D P 增速也受拖累，美国年均仅3.5%。

调整过程主要依赖市场自发力量和政策微调。货币政策上，1878年《布兰德-艾利森法案》恢复白银购买以增加货币供应，但真正缓解通缩的是外部黄金发现。供给端通过大规模整合应对：企业兼并形成托拉斯垄断组织，如石油行业从1869年平均每企业雇佣13名工人增至1889年的46名。到1904年，美国318个托拉斯控制40%制造业资产，提高了效率但引发垄断问题，最终催生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需求端则得益于劳工运动：工会如美国劳工联合会推动工资回升，缩小了工资与名义 G D P 增速的差距。长期萧条期间（1873-1896），美国工资增速仅为名义 G D P 增速的7%，但随后十年升至20%，再十年后达49%。此外，西进运动和殖民扩张开拓了新市场，如铁路将农产品运往东部，缓解了产能压力。

1929年大萧条

1929年大萧条展示了政策从不干预到干预的转变事如何加速复苏的。与长期萧条不同，大萧条在1933年罗斯福新政后较快缓解。关键在供需同步发力：供给端通过《农业调整法案》和《国家工业复兴法》直接控制生产。

《农业调整法案》鼓励农民减少耕种以稳定价格，如燕麦产量从1932年12.5亿蒲式耳降至1934年5.4亿蒲式耳，价格则从0.15美元/蒲式耳升至0.46美元，农民收入增50%以上。

《国家工业复兴法》规范行业竞争秩序，设定生产配额和最低价格，同时保障劳工权益如最低工资和集体谈判权。尽管该法案之后被裁定违宪，但工业部门此前已自发去产能：1929-1932年，粗钢产量从6174万短吨降至1512万短吨，减产76%，工业生产指数降46%。

新政有效阻止了通缩循环恶化。需求端则多管齐下：货币政策废除金本位，增加货币供应，短期利率降至1.2%，货币供应见底回升；财政政策虽未大幅扩张赤字，但通过基建工程如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创造就业；收入政策提高居民收入，如新政规定最低工资，1935年《社会保障法》设立失业保险，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例显著提升；房地产政策设立联邦住房管理局，降低首付和延长贷款，1935年新房开工比1933年增130%，带动相关产业。

日本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去产能

日本的两次去产能经验跟家突显了干预与否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速从9%降至4%，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政府通过“特安法”实施行政干预：组建“萧条卡特尔”，强制企业共同处置过剩设备，辅以信用基金稳定就业。

截至1982年，过剩设备平均处理率23%，目标达成率95%，及时稳定了房价等资产价格。但90年代泡沫破灭后，政策转向市场化：减少行政干预，鼓励企业合并重组和业务调整，如1999年《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推动“事业再构筑计划”。结果，僵尸企业依赖银行贷款存活，产能出清缓慢，直到2003年金融改革强制处理不良贷款，供需失衡才缓解，却导致“失去的三十年”。国际批评和国内反垄断法促使这一转变，显示直接干预的缺失延长萧条。

困境中的机会

产能调整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1873到1896年的长期萧条推动了美欧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工人运动的兴起与工会的规范化提高了劳动报酬占比，缓解了供需失衡。数据显示，美国工资增速与名义 G D P 增速的差距在此期间逐步缩小，工人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显著提升。类似地，日本70年代的去产能实践也加速了产业结构升级，为后续的经济转型奠定了基础。

尾声

产能调整并非单一维度的政策工具所能解决，而是需要在控制产能、修复信用、稳定就业等环节同步发力。欧文·费雪提出的“债务通缩理论”揭示了通缩循环的九个步骤，其中债务清算、资产抛售与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等环节相互强化，形成恶性循环。罗斯福新政的成效恰恰在于其多管齐下的策略：货币政策上废除金本位制并实施存款保险制度，财政政策上通过基建投资与税收调整扩大内需，同时通过《社会保障法》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日本70年代的实践同样体现了供需再平衡的协同效应。通过“特安法”设定的过剩设备处理计划，政府不仅引导企业自主调整产能，还配套设立了信用基金以稳定就业。这种政策组合避免了大规模失业对社会的冲击，同时为产能调整提供了缓冲期。反观90年代，由于供给端干预不足与需求端政策犹豫，产能过剩问题长期未能解决，最终拖累了经济增长。

对于国内来说，我们也正在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将持续提高，这对于投资和教育都蕴含着深刻的启发。

2947.跨越百年的产能调整经验：从失衡到再平衡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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